法律援助全程强制性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探讨
来自:[河南嵩县司法局] 更新时间:2008/6/18

法律援助全程强制性介入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探讨

出处:山东省青岛市法律援助中心    作者:邵乃东

    我国推行法律援助制度十年来,在维护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继97年司法部与最高院下发《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实施后,2005年司法部与最高院、最高检及公安部又下发《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但在工作实践中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笔者仅就法律援助全程强制性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谈一点体会。
一、需要法律援助强制性全程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要性
(一)和谐社会所必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各种矛盾的根源。家庭中一旦出现不稳定的因素,深受其害的就是未成年人。在我国,承担救助和保护未成年人责任的是政府。胡锦涛总书记曾提出 “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 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根基,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关系和谐社会。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点所需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从青岛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受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数字来看:2003年33件,2004年38件,2005年45件。2005年下半年,市南区少年庭(集中审理市内四区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67件,2006年上半年79件。据我们调查,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是外地人,而且多是偏远落后地区的流动人员,居无定所,无生活来源。犯罪嫌疑人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他们的犯罪的机率大,没有能力聘请律师。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告知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实践证明他们也不可能申请。另外,这些犯罪嫌疑人的经济困难证明也很难取到。因此,只要未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律师应该从公安阶段就强制性介入,并且无需提供经济困难证明。
(三)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所决定。未成年被告人的认识能力较低,缺乏正确的是非标准,在实施危害行为的时候对危害性往往缺乏充分的认识。控制能力低,容易受不良好奇心的驱使、容易被指示和利用。犯罪动机和行为方式很幼稚,动机虽善良,行为却违法;哥们义气,抵制错误能力差,盲目追求与模仿等。他们接受刑罚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脱离了监护人以后都更加增加了恐惧感。这就要求在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从被羁押或审讯时起,就需要法律援助律师。
(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程序的特殊性所要求。未成年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当事人是未成年人,更在于这类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司法程序过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始终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其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 因此,对其在整个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另外其特殊性还表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是保护性而非惩罚性的。从未成年案件诉讼程序来看,具有审理方式灵活、增加调查的内容、不公开审理等特点;对少年犯罪刑罚的适用在观念上也与成年人不同,即以惩罚为主的意识转变为以教育为主,由以一般预防为主转变为以个别预防为主。对罪行相应原则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如较多地适用缓刑、减刑和假释。从对违法犯罪少年处置来看,具有社会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对犯罪少年的特殊保护是当今少年司法制度的最重要的特征,而法律援助的全程介入正是“保护性”最直接最有力的体现。
(五)法律援助从公安阶段强制性介入的重要性所决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未成年刑事被告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全过程之中。而笔者认为,公安侦查阶段尤为重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人能否被定罪的命运大都由侦查阶段的工作所决定,不得不承认,现阶段侵权行为也常发生在侦查阶段。如果承担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律师不能完整地参加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即不能从侦查阶段就介入的话,就不可能为处于该阶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诸如申请取保候审等各方面适合于未成年人的法律服务工作。那么,法律援助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就会受到极大地制约。
二、法律援助强制性全程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可行性
(一)少年立法的法理有渊源。少年立法主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古罗马关于“儿童不能预谋犯罪”的古典学说;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英国关于“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的原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些观念得到进一步肯定,为当今许多国家的少年立法所接受。在我国现行的少年司法制度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保护,以达到矫治、预防、减少犯罪、促进少年健康成长的目标。我国虽没有专门的少年法,但在各种法律法规中都有所体现。
(二)宪法及法律法规有规定。我国正努力通过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法》、《预防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法》《法律援助条例》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法律责任都有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使弱势群体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而且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得到保障,同时也是落实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重要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部分地区有试点。 四川省出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细则,提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五个“第一次”:第一次:将司法保护贯穿办案全过程;第一次:提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全面询问时应当通知律师到场;第一次:明确侦查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安排律师会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可向驻所检察机构反映解决;第一次:规定律师有权建议侦查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无罪线索进行调查核实;第一次:引入社会调查制度,为实施处罚提供参考。今年3月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与当地法律援助中心合作,法援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5月,重庆市江北区在当地也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提前至审查起诉阶段。从目前工作开展的情况看,都已初见成效。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处于被动状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表明提供法律援助的前提是当事人申请,或是法院指定,法律援助处于被动的状态。
2、犯罪嫌疑人主动申请的很少。随着《法律援助条例》的深入贯彻落实和各级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已介入公安侦查阶段。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主动申请法律援助的却不多。从青岛市受理的刑事法律援助的来源看,每年只有5件左右是当事人申请,只占2.5%,其中未成年人主动申请的几乎没有。根据多年的工作实践分析,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公安阶段或监察阶段没有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家长没有足够的重视;二是家庭贫困,没钱请律师,又不知道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三是办案人员根本联系不到家长或亲属。
司法部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及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但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法律援助条例》本身对公、检、法也没有强约束力,指定辩护之外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很难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另外,各地在落实文件时,就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部门之间的衔接机制也很少有实施细则出台,事实上造成了相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重视不够,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工作程序上能省则省。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未成年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3、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司法保护没有充分体现。青岛市于2004年建立了少年法庭,集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这一做法在全国是较先进的。但从全国的情况看,各地发展参差不齐。有这样一个例子,某市检察院发现未成年人被关押在一家成年犯监狱服刑。后经进一步调查,发现有个别地级市在2002年至2003年3月期间竟然没有向当地的少管所转送过一名未成年犯。此事引起了当地政法委的高度重视,并责令进行整改。有的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没有限制使用拘传、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也没有尽量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在讯问未成年人,不邀请家长、监护人或者教师在场。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时,并没有本着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与维护社会秩序相结合的“双向保护”原则,根据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年龄,是否系初犯等情况,以其适用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4、公安和检察阶段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不够。《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后,审判阶段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相对前两个阶段完备,但公安和检察阶段法律援助的介入较少。而承担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律师,需要为未成年人援助对象提供的法律服务,既包括以法庭中的刑事辩护为主要内容的辩护工作,也包括依法为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提供其所需的其他有关方面的法律服务工作。提供这类法律服务虽说与为其进行刑事辩护并不相同,但也是极其重要的法律服务工作,对于维护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相关合法权益具有不应忽略的积极意义。如果未成年刑事法律援助仅仅体现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过程,那么,这样的刑事法律援助就是不够充分的,不可能完全实现刑事法律援助基本宗旨,即充分维护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四、对策及建议
1、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未成年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确保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凡未成年人本人没有聘请律师的,法律援助必须提供法律帮助;另一方面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或没有提供法律援助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当然,这样做目前并没有法律依据。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加入相关内容,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出台有关解释。
2、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将法律援助强制性引入未成年刑事案件的整个司法过程。一是主动在公安阶段介入。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聘请律师的,由公安机关联系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全面讯问时,除案件涉及国家机密外,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到场;对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收集的证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材料,公安机关应当接收,单独组卷移送人民检察院。援助律师要注重调查少年犯罪的原意,在提供法律帮助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对犯罪少年进行疏导教育,积极协调配合公安机关,充分与家长、学校等的沟通,通过劝告、谈话和心理治疗,对少年儿童的父母进行指导,真正发挥父母监管作用。
二是主动在检察院阶段介入。检察起诉阶段援助律师可以帮助公诉人在诉前结合事实调查与证据收集开展社会调查。援助律师从审查阶段就开始介入案件,有了充分的社会调查时间,有了更多地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触的机会,也为律师提供了更多对其进行教育说服的机会,这与我国少年司法“教育、感化、挽救”“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思想是一致的。人民检察院将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援助函件转交法院,通过检察院、法律援助中心与法院及时取得联系,减少法院依法指派律师的工作环节,提高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法律援助律师辩护的工作质量,强化辩护效果。
三是主动做好法院阶段法律援助工作。法院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已经做得较完备,这里主要谈一下援助律师担任社会调查的责任。新的审判方式决定了审判人员对犯罪事实不预先进行调查,而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辩护人与少年被告人有特别的关系,援助律师主动进行社会调查,这样在向法庭提出从轻、减轻、免予刑罚、判处缓刑等辩护意见时,就可以根据社会调查全面情况,给法庭提供参考。援助律师除了调查犯罪事实外,还要调查少年的社会背景、违法经历、家庭情况、智力发展和思想成熟状况等,以求对该少年的个人情况有全面地了解。援助律师将有利于未成年人被告减刑、免刑的社会调查内容以书面的形式向法庭提供,并将社会调查报告归卷交送法律援助中心。
3、要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绝不是法律援助机构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受援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需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在程序上的衔接与紧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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