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民工维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嵩县是山区农业大县、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5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9万,农村富裕劳动力14.5万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2003年县委、县政府确立了“十万大军出嵩县,千名劳务出国门”的目标,强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把劳务输出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培养新型农民、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来抓。 据统计,到2006年底,嵩县外出务工人员达到14.4万人,其中在县内务工的3万余人,在县外务工的11.4万人。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民工合法权益受损现象屡有发生,近几年,县司法局在农民工维权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对农民工维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一、农民工合法权益受损的主要表现及原因
农民工分布地域广,从事的行业繁杂,农民工合法权益受损种类繁多。从嵩县的情况看,出县务工的11.4万人,几乎遍布各省、市、自治区,职业涉及到各行各业。农民权益受侵害的重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无故拖欠克扣工资。这种侵权行为发生的地域广、行业多,据掌握的情况,仅嵩县每年都在百余起以上,有的是群体,有的是个例;所欠工资少则一个月,多则一年,农民工辛辛苦苦工作,到头来拿不到一分钱,甚至乞讨回家。尤其是群体性拖欠、克扣工资的侵权以矿山开采和建筑行业发生的最多。2005年7月,嵩县大章乡山后村有29名农民工在山西省晋中的小煤矿打工,老板拖欠了他们3个多月的工资,在29名农民工准备离开不干时,老板竟然对这些农民工的工资不认帐。后来在县法律援助律师的参与下,老板才被迫支付了29名农民工的工资。
   二、是工伤事故多。由于农民工致富心切,不少身强力壮的务工者都选择风险大、收入高的建筑业和采掘业从业。据统计,嵩县外出务工人员从事建筑业的达1 .26万人,占务工总人数的9%,从事采掘的在1.5万人左右,约占务工人数的10.5%。在这两个极易发生工伤事故的行业中,建筑业一般是个体工伤较多,而采矿业极易发生群体矿难。自2005年以来,嵩县外出务工人员在煤矿发生矿难造成的死亡事故在我们法律援助中心援助的就有3起,因工伤致残的每年都多达30余起,导致终身残疾的在10人以上。
   三、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本来农民工与城市籍正式工人相比,“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的现象就并非个案,工资水平很低。一些企业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农民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往往把农民工在8小时以内的工资定的非常低,而把加班费定的相对高一些。有的企业干脆把工作时间定为9-10个小时。现在农民工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大都不低于10个小时,在建筑业、餐饮服务业,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甚至超过11个小时,有的一周仅能休息一天,相当一大部分农民工没有星期天。
   四、是劳动生产条件恶劣,劳动保护措施缺乏。“三废”污染严重,粉尘、噪音超标,违章作业、劳动者健康受损乃至致残丧生的事情经常发生。2006年9月,嵩县大坪乡枣元村的农民工谢某在洛阳的一个建筑企业施工时,由于该建筑企业缺乏起码的劳动保护措施,致使谢政利当场摔死;纸房乡农民工王某在山西省蒲县一个生产条件十分恶劣的小煤窑打工时造成高位截瘫而死亡。黄庄乡的时某在山西汾西县一个根本不具备劳动保护条件的矿山作业时被砸伤,造成终身残疾等,这些现象不胜枚举。至于遭受有毒有害气体、粉尘造成的职业病和潜在职业病的更多。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去年以来,我县在对53名外出务工者调查时发现大都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2006年6月,我县大章乡农民工孙某在鲁山县的一个冶炼厂工作,因操作不慎发生事故造成脾脏被切除,厂方把他送到医院后,居然不承认孙海强是他们的职工,称孙某没有劳动合同就不是厂里的职工。最后经嵩县法律援助中心多方努力,才迫使厂方最终承认了孙某的职工身份,给了其合理的赔偿。据调查,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发生工伤后,因为没有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无法证明与企业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没有得到应得的赔偿。
   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尽管国家已经下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相关文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农民工尚未真正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国家对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有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要求,但多数企业均未交纳养老保险费用。工伤保险目前大面积没有实行,医疗保险工作也处在启动时期。同时即使已经实行工伤保险的发达地区,对嵩县这样的贫困地区的农民工也实行了歧视政策。如广东省劳动部门规定,农民工工伤赔偿标准和本地城镇在岗职工标准不同。在东莞市,2006年本地职工发生工伤,赔偿基数按每月2354元计算赔偿,而农民工只能按每月880元计算工伤赔偿。而做为全国特贫县的嵩县,2006年农民工赔偿基数却是和城镇职工一样按每月965元赔偿。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和问题的存在,才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显得非常薄弱。
三是部分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由于农民工大都没有受过良好的系统教育,加上有关部门对他们很少进行法律知识、社会知识等方面的教育,大多农民工在外出务工之前也很少出门,只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知道社会的复杂程度,极易吃亏。他们自我保护能力差,加之对社会纷繁复杂的事物辨别能力不强,容易受到伤害或者走上犯罪道路。
   二、农民工维权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民工维权工作阻力多、难度大。自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颁布施行后,国务院及劳动保障部门又就农民工问题下发了规范性文件。但是,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的情况屡有发生,农民工维权仍是步履维艰。2005年嵩县大章乡农民工王汉在山西晋中市打工造成伤残。而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始终维护矿主利益,赔偿谈判经过9天才达成协议。2006年8月份嵩县黄庄乡农民工时某在山西省汾西县的一个煤矿因工伤高位截瘫,当事人去该县安监局查阅该矿是否属合法企业时,该局人员竟借口不予接待。该县劳动保障部门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受理受害人劳动仲裁申请后,既不及时向被申请人送达文书,又不主持调解,迫使受害人一步步的让步。
   (二)维权案件多,工作量大。农民工的维权已经过了任雇主宰割的初始阶段,正处在民间维权和依法维权共存,并逐步向依法维权过渡的阶段。由于民间维权存在不能最大限度地依法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权后遗留问题较多的弊端,加之,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和相关部门的广泛宣传,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意识正逐步提高,遇到劳动争议寻求法律服务机构维权的越来越多。据我县法律援助中心统计,2006年全县到法援中心咨询的农民工达491人次,比2005年的306人次增长了60%。2006年我县法援中心为外出务工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8件,比2005年的27件增长78%。
   (三)农民工维权的成本高,难度大。依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五条“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规定,法律援助申请应向法律援助事项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而不是向户籍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向河南省法律援助中心提出了建议,让农民工务工地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目前我们河南已经和广东、湖南、浙江等省建立了协助机制。但是,嵩县的一些外出务工人仍不愿意和务工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联系,强烈要求本县的法援律师前去维权。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出于对家乡人的信任。在农民看来,亲不亲,家乡人,只有家乡人才能竭尽全力地保护其权益。同时因为这种协助机制刚刚建立,加上务工地法律援助机构也有于当地企业联系紧密等特殊原因,在我们的农民工不愿意务工地援助时,我们还经常需要外出为农民工维权。但是一次外出的成本需要1000--2000元,成本较大从而使一些需要援助的农民工无法得到及时的救助。
   (四)依法维权程序繁琐,使一些农民工不愿用法律武器维权。农民工与企业发生纠纷后,一般要经过“一调一裁两审”,我国的由国家组织起来的农民工维权机构有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和法院三个机构,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而他们共同的问题都是处理事件的时效过长。劳动监察大队接到农民工举报后的处理时限是60个工作日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处理时限是60日 ,复杂的可以再延长30日。法院一审的处理时限是6个月,复杂的案件可以再延长6个月,二审的处理时限是3个月,执行阶段的处理时限是6个月直到无法确定最终时间 。如果再碰上工伤案件则更为复杂,首先需要进行工伤认定,而工伤的认定要经过劳动部门30天的工伤认定期,60天的行政复议期,3个月的一审行政诉讼期和3个月的二审上诉期。以上说的还都不包括送达期间和告知救济途径等期间。这些问题都造成了农民工的维权程序过于繁琐。嵩县白河乡农民工侯某,因工伤赔偿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他几乎经过了以上的每个程序,用时达3年之久。尽管如此他的案件目前还在执行程序中,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赔偿款。
   三、对做好农民工维权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抓住农民工维权工作重点,兼顾其他。从嵩县的情况看,笔者认为做好农民工维权工作,必须抓住三个重点:一是抓住维权行业重点。据统计,在14.4万名农民工中,从事建筑业和采矿业的人数达2.76万人,占总人数的20%,这两个行业不仅是易发工伤事故的高风险行业,而且经常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侵权行为。二是抓住重点地区。据统计,嵩县外出务工人员主要分布在江苏省的无锡、常州、苏州,广东省的珠三角区,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福建省的莆田,以及北京、上海等省、市。可以在这些地方建立农民工维权工作站。三是抓重点维权事项,即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工伤赔偿两项的维权。
   (二)成立维权机构,整合维权资源,扩大维权队伍,保证维权经费。农民工维权是一项社会工程,尽管嵩县建立了农民工联席会议制度,有了一个机构。但是据了解该机构只有两三名工作人员,并且日常工作主要是统计数字和应付检查,根本无力从事农民工的维权工作。所以应成立农民工维权服务中心,将包括全体法律援助律师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聚合起来,调动所有部门和人员的积极性,改变过去农民工维权主要依赖法援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状况,进一步扩大农民工维权队伍,扩大维权范围,提高维权质量。同时县财政要提供足够的维权经费,保证维权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提高农民工依法维权能力。社会的发展进程表明,权益不是别人恩赐的结果,而是首先来源于有着共同利益群体的主动与积极诉求。政府虽然有着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职责,但不能也不应当包办农民工的权益维护问题。尽管个别农民工通过告状要回了自己的工资或者某种权益得到法律保护,这只能解决个别问题,群体利益需要组织来维护。因此,有必要强化宣传,引导农民工自己组织或参与工会团体,在增强农民工自己维权能力的同时推进有组织的维权,只有通过有组织的维权,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压力,并使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由“强资本弱劳工”格局逐步趋向合理与平等。鉴于目前农民工中尚有较大比例的人不知道拿起依法维权的武器保护自身利益的实际情况,司法行政部门应在总结过去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利用春节农民工返乡的有利时机,与电视台、文化等部门联手,通过电视、文艺节目、发放维权手册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宣传有关劳动法规知识和依法维权知识,公开维权机构和维权人员的通讯联络方式,尽快把农民工维权工作完全引上法制轨道。
   (四)加强横向联系,形成法律援助协作网络,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建议由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援机构牵头,拜访输入农民工较多的地区的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通过接触和沟通,力争达成协作协议,从而使在农民工较多的地区乃至全国所有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都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最大限度地保护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降低维权成本。
   (五)呼吁国家加快农民工维权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和加快推进劳动保障及司法改革。 制定《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明确制定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劳务输出与输入地对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权利与职责等,增强对农民工维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农民工维权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大人民调解方面的立法工作,缓解诉讼内司法调解压力。再有,要针对法律运行中的司法权滥用和执法腐败问题,适时出台《监督法》,明确法律监督主客体的权利与义务、法律监督部门及相应的不受外界干预的监督权力、法律监督结果的法定效力与惩戒手段,提高对滥用执法权的威慑作用,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与实效性。呼吁改革工伤认定、劳动仲裁的复杂程序和缩短相应时间。呼吁加快推进司法改革。要针对当前我国的司法体制弊端,下大力气推进司法改革,在严格司法程序上寻求突破,在确保司法公正上下功夫。既要通过简化司法程序来严格司法程序,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又要通过公正、透明的程序正义来达到实质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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